由此，在船山看来，儒者之所以这么用心地来阐述所谓天命和心性等形而上问题，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论述修己与治人实践活动的根源与根据。
我们在前文已经论证，语言系统之内的存在问题是形而上学问题，它与人们关于经验世界的认识没有直接关系，是相对独立的。为了解决理的存在问题，冯友兰曾采用潜存之概念，即理是不存在而有。
陈晓平：《心灵、语言与实在——对笛卡尔心身问题的思考》，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2015年。由可感或可经验的事物组成的大类或总体就是经验世界即实际，由纯思之对象构成的大类或总体，冯友兰称之为理世界即真际。需强调，中庸之道不是简单地寻找中点或走中间道路，而是根据反者道之动或物极必反的道律把握某种动态的平衡。关键词：冯友兰/形而上学/形而中学/语言学转向/语言实践 标题注释：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计算社会科学的解释研究(19BZX033)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语境主义反怀疑论方案批判研究(18BZX040)的阶段性成果。在关于第四组形而上学命题的讨论中，通过大全悖论把道律定义为道体运动的终极规律，其内容是反者道之动。
冯友兰还提到，把自我作为从真际到实际之过渡的媒介，在中国古代名家公孙龙那里已经初见端倪。也许程、朱认为‘理本来可以单独存在，所以并不感觉到这个‘不得不，但我却是本来就感觉到这里有问题。由此来看，《大学》所言大学应该与《礼记》里面所包含的这些大学的论述是一致的。
二，正心、诚意这两个条目没有问题，但是过去的传十章里面对正心诚意的解释没有突出道德性，或者说道德性突出得还不够。所以，朱子讲格，至也，物犹事也，物犹事也还是吸收了郑玄的解释。王阳明针对改本，在跟湛甘泉讨论《大学》的时候就开始使用了古本的概念。我认为《大学》在古代被关注的那些问题，也许在今天我们不必那么重视，反而在古代没有受到重视的问题，可能我们在今天要更多的加以强调。
他主要所针对的内容是八条目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可以说郑玄用博学来解释大学，忽略了古代关于大学的这些记载。
二、《大学》的古本与改本 《大学》古本这个概念是晚出的，它指的是《大学》在汉代开始传承下来时候的原貌。他认为这些都是受到佛老无为思想的影响，根本违背了《大学》的观点。对于慎独，文本解释里面也讲了，诚意的传里面也讲了，就是强调品德高尚的人即使是在独处的时候还是要谨慎地修养自己，品德低下的人在私下里独处的时候可以无恶不作，但是他一看到道德高尚的君子就躲躲闪闪，掩盖他自己要做的坏事。专赐《大学》还是比较少的，后来包括仁宗的时代、真宗的时代赐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还有《儒行》。
我基本的想法就是，《大学》的六个条目很清楚，为什么《大学》本文只讲六个条目，没有讲格物致知那两个条目呢？我觉得一定意义上说明那六个条目的含义是比较清楚的，而格物、致知从一开始意涵就不是很清楚，所以到了给它做传的曾子门人和七十子后学都觉得有困难。于是他发明心即理，格物即格心这样的讲法。所以，今天无论是从全世界确立世界伦理的角度，还是从我们中国自己来讲怎么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认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赖以支持的基础的角度，《大学》的这一番表达我觉得都是很重要的。关于格物论，明代的代表就是王阳明，他说格者，正也，正其不正以归于正物者，事也，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，意所在之事谓之物（《大学问》），去其心之不正，以全其本体之正意之所在便是物（《传习录》上）。
他认为《大学》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格物，所以他必须补格物致知传。郑玄注格物，格，来也，物犹事也。
他说孔子曰：‘心之精神是谓圣，这句话见于传世较晚的《孔丛子·记问》，不见于先秦文献。按这个意思来讲，《大学》不是仅仅讲博学，它是适合于成人的一个教育文献。
程颢把自天子以至于庶民到此谓知本、此谓知之至也，作为格致的解释，朱子不认同，他认为这里是有阙文。所以这个讲法，他所理解的格物是一种道德感通论的讲法。朱子也说《大学》之书，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。《大学》是一篇古代文献，宋代以后变成了儒家新的经典，在将近一千年的历史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到了南宋，朱熹继承了这个说法，朱熹早年就说得比较坚定，他认为《大学》是累圣相传，至于孔子，不得其位而笔之于书，以示后世之为天下国家者，朱熹直接认为是孔子所写。朱熹自己也讲，他不是为了冒充古本，而是因为这个地方最重要的环节缺失了，思想缺失了，所以他是依据二程的思想，在义理上补足对格物致知的说明，也是不得已。
这个结构是一个四节的结构，三纲及三纲的解释、八条目及八条目的解释。因此，《大学》的基本思想应该说与《乐记》、《孟子》的时代相当，同处于一个大时代。
昭明德这个讲法在春秋时代比较多见，包括在古语里面都有，反而明明德这个讲法倒是少见。《大学》把恕道又称为絜矩之道：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。
最后从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到此谓国不以利为利，以义为利也，这是第六章，解释治国平天下。因此，我觉得这个讲得明明白白，宋明理学虽然正确地说明了这些文献的意义，但是没有特别强调这些话的意义，也许因为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就是这样，是大家都知道的，不用再多说了。
后来，王船山也讲大人者，成人也，十五岁以上进大学，为成人，十五岁以前进小学，为少年。朱熹又说穷至事物之理，欲其极处无不到也（同上），这个至的意思是说要穷理到物上去穷，要把它穷得很彻底。在内容上朱熹把经一章区分为三纲领和八条目，这样我们在掌握《大学》文本的时候，就更加清楚了，经是提出主题，传是对主题进行具体的解释。唐代以前对《大学》的理解主要侧重在为政论，郑玄就是一个例子，以其记博学，可以为政，落在为政。
它从为政论到修身论的不同变化，反映了当时的时代、当时的社会，对《大学》中理论的一种选择、一种需要。照此说，是孔子和他的弟子共同写成了《大学》这本书。
唐以前重在为政论，从郑玄的解释到韩愈的发明都显示了这一点。这就是彻底反对朱熹的说法。
因此，这两点是《大学》文本最鲜明的特点，第一点就是首段讲了三、八这个主题，第二点是后面一大部分主要是按照前面的次序讲了六个条目的意义，这样我们就能很直观地看到这个文本的主要内容。晚年他又发明了致知之说，就是良知论，阐发他的良知之学。
所以，大学之道是讨论古代大学教育之法、教育之礼、教育之道的意思。这样做是为了便于大家学习，不是冒充古本，是方便大家学习掌握它的义理。今天来解读《大学》，怎样建立我们今天的角度，这是值得思考的。这是杨简提出的一种不同看法，当然他也没有确定《大学》的作者，他只是对二程和朱熹的讲法表示不赞成。
传十章为曾子之意，门人记之，把它们清楚地分开。直到明代开始，因为兴起了对程朱理学的反叛，于是从《大学》首先入手，不仅否定了程朱对《大学》的义理解释，而且完全推翻了《大学》文本的改动，要求回到《大学》的古本。
治国理政就是要树立一个主流的价值观，要把忠恕之道树立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，在这点上《中庸》与《大学》是一致的。其实这应该被我们今天重视为一个独立的条目，因为《大学》的诚意修身论述也要以慎独来落实。
比如《大学》篇一开始讲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，《学记》篇一上来讲大学之礼，里面也讲大学之道，说近者说服，而远者怀之，此大学之道也。有了经传之分，对《大学》内容结构的关系就可以有一种更自觉的理解。
